8月7日，基地研究员肖祥教授在《江苏社会科学》发表文章《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及其完善》。文章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师大基地研究成果。

肖祥在文章中指出，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不仅要从发展目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发展主体入手，贯彻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包容性增长、保障权利实现等实践原则，而且要建构一种包括国家、政府、企业、个体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机制性责任”模式。

原文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及其完善

肖祥

内容提要：经济伦理基础是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供给和经济伦理环境条件的集合体，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持续动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旨在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逻辑、对经济行为主体进行价值引导、对经济行为规则作出规范性判断。增进公共利益以实现美好生活的经济发展目的、抛弃理性自利及扭曲财富价值观的经济发展理念、防止效率崇拜和效用“分配冷漠”的经济发展方式，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的必要性。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不仅要从发展目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发展主体入手，贯彻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包容性增长、保障权利实现等实践原则，而且要建构一种包括国家、政府、企业、个体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机制性责任”模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公共利益、企业家精神、经济责任生态

要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作出完整理解和正确评价，不仅要依据其经济效率和财富生产状况，还要依据其蕴含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要求。如果在经济发展中缺少那些关乎公平与正义、诚信与责任、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际责任的伦理思考及其应当为之奋斗的规范性理念，那么现代化就可能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最强动力”，而伦理基础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和持续动能，为社会进步注入伦理价值的“最好动力”。就此而言，经济伦理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强有力的伦理辩护，并彰显其道义上的优越性。

一、经济伦理基础：内涵与追求

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经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动力引擎，为此，党中央提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优化和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意味着以“最大化效用分配”和“增量的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以增进社会福利和实现美好生活为价值目标。简言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构经济伦理基础，使经济发展符合伦理应当，为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注入持久的价值动力。

所谓经济伦理基础，就是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供给、经济伦理环境条件等伦理要素的集合体。一是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理念是在经济发展中引导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关注经济行为的正当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旨在构建高效公正的经济体系。二是经济伦理制度供给，包括“经济制度伦理化”和“经济伦理制度化”。前者是对现有经济制度的伦理考量和经济制度创新的伦理完善，即在经济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以伦理价值为指引，使之在追求效率、秩序等工具性目标的同时体现公平、正义、人道等伦理原则；后者是建立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的伦理制度，即将经济伦理规范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如法律、规章等，确保经济伦理规范在经济发展中得到遵循。三是经济伦理环境条件。良好的伦理环境条件为提升经济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起到保障作用。就国内环境而言，必须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经济交往信任度；就国际环境而言，必须推动国际社会共同遵守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等伦理准则，促进公平、透明、相互尊重、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合作。

经济伦理基础旨在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逻辑（deontic logic），对经济行为主体进行价值引导，对经济行为共享的规则作出规范性判断。“道义逻辑”是对义务、允许、应当、禁止等规范性概念的形式化推理，体现经济发展的普遍原则和核心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遵循独特的道义逻辑，努力追求价值的优越性并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投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道义逻辑，就是要探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制度和秩序所遵循的普遍原则和核心价值，即经济发展符合“共同善”的普遍原则、实现社会整体福祉持续提升和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核心价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的核心要义。“价值引导”即基于道义逻辑要求经济行为主体负有道德责任。对经济发展的伦理考量首先要关注善的目的（如福利、幸福）等社会价值的实现，然后才是对行为的义务要求。“一种关于价值的客观秩序的存在使得相应的责任、允许和禁止成为必需。”就此而言，以善和价值为基本概念的目的论伦理学成为经济发展主要的伦理支持理论，在经济发展中它优先于义务论伦理学。目的论体现了“价值应当”，价值应当的要求意味着“能够”的理想存在，而“能够”预设了主体的道德责任。经济发展的道德引导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等价值追求，要求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共同承担责任。经济发展的价值引导是对善和意义的系统性追寻，为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判断提供根据。“规范性判断”旨在为经济行为规则提供一种评价标准和规范选择。规范性判断依据规范、价值或原则，评价某种事物、决策或状态是否“应当”或“不应当”，帮助我们在复杂情境中作出合理决策。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公平、自由、尊严等方面的共享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可行性和效力依赖规范性判断。换言之，规范性判断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遵循的共享规则“何以可能”的伦理审查，为如何实践共享规则提供了行动路向。

道义逻辑、价值引导和规范性判断，关涉构建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与长期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基于对经济伦理基础追求的价值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成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和追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要求

对经济发展目的、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伦理审查，是经济伦理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的必要性，正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要求作出的判断。

1. 经济发展目的：增进公共福利以实现美好生活

“增进公共福利以实现美好生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目的，体现了一种“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增进社会福利是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传统福利经济学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哲学基础，强调以效用（utility）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标准。森（Amartya Sen）批评传统福利经济学过于依赖效用标准，认为衡量社会福利不应仅基于收入或资源，而应该采用包括平等、正义、自由等在内的更广泛的标准来评估。他认为，自由和选择在福利获取中具有重要性，因此对福利的关注更应该注重个人能够实现的功能（functioning）和能力（capability）。20世纪中期，现代福利经济学声称提供了一种摆脱了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并强调帕累托最优准则对经济发展的评判作用。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的社会状态。帕累托最优无视社会财富是否只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认为只要在社会经济福利增加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人的状况恶化就是合理的，实际上为把垄断资产阶级（少数人）福利的增进说成社会福利增进进行理论辩护。显然，帕累托最优只关心效用增加而忽视效用分配，缺失了共享的伦理维度。为了纠正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偏颇，以柏格森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强调把道德标准作为确定社会福利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其在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缺乏公平的效率不可能达到社会最大福利，而重视个人福利却忽视社会福利的配置是无效率的，社会公共福利才是评价效率的根本依据。只有“效率”匹配“公平”的伦理价值要求，“发动机”里有“润滑油”，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最优状态。可见，福利的价值内涵和伦理性质确证了公共福利追求的“伦理应当性”。充满价值关切的社会公共福利，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

增进公共福利指向“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与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契合性。就福利的价值追求而言，“只有有价值的活动才对我们的福利有所贡献”，真正的福利在于使人们能够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就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而言，“一种生活的好性质（goodness）取决于组成这种生活的各种活动的价值，而这些活动的价值又是通过对‘一种好的生活在于什么’的理解而加以揭示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其价值要求在于：一方面，美好生活离不开对全体社会主体的价值观照。只有同时考虑他人、关心同类生存状况的生活才称得上“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美好生活应该从社会伦理关系的维度界定。美好生活离不开平等相处、相互尊重、满足“互予性需要”的和谐伦理关系。因此，只有克服狭隘的个人主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美好生活才能实现。

2. 经济发展理念：抛弃“理性自利”及扭曲的财富价值观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在经济行为的动机问题上廓清、批判和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理性自利”理念。所谓“理性自利”，就是认为经济主体在决策时总会基于理性原则，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在强调“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同时，极力主张自利在市场中是天经地义的，认为人们追求私利的同时可以实现公众的利益最大化。显然，对私人利益的美化和对公共利益的忽视，不过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冠冕堂皇的说辞，一个社会如果陷入狭隘追求个人私利的境地，就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甚至导致社会走向分裂。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理性自利”的主张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格格不入。其一，在社会价值观上，“理性自利”的经济学假设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忽视了道德、文化和社会规范等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自利并非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正如森所言：“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斯密在肯定经济行为的自利动机的同时，也强调人类有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动机。其二，人类决策并非完全受理性控制，还受到认知偏差、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如行为经济学运用社会偏好（如公平、互惠、利他）来解释更广泛的经济行为。其三，“理性自利”不能解释利他行为何以存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如慈善捐赠、志愿活动等大量利他行为，无法用纯粹的自利假设作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因此我们要警惕和抛弃“理性自利观”，因为它拒绝或否定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

“理性自利”会造成扭曲的财富价值观。一方面，扭曲的财富价值观将自利视作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将经济行为导向对自私自利的追逐，把经济行为的参与者塑造成贪婪者。“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另一方面，扭曲的财富价值观造成财富拥有者对他人漠不关心、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扭曲的财富价值观是对财富与价值、财富与幸福、财富与权力的错位关联和错误认识，不仅破坏个人对真正幸福的感知，造成价值认识的异化和混乱，还会破坏社会道德风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抛弃扭曲的财富价值观应该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一要认清财富的真正目的，财富是实现好生活、实现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目标；二要正确理解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不应用财富多少来定义，只有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完整评价人的价值；三要强调拥有财富的同时应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帮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社会进步，创造更大价值。

3. 经济发展方式：防止效率崇拜和效用“分配冷漠”

效率并非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效率原则并非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药方。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应该从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改变对效率的崇拜。防止效率崇拜，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中，既要避免落入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缓慢或经济结构变化不合理的“有增长无发展”怪圈，又要避免出现拉美国家在发展现代化过程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消费畸形化的现象。

效率从整体上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效用则反映了商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或欲望的状况，它是衡量社会福利的重要指标。传统经济效用主义认为，行为正确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增量。而实际上，效用增量就是效用范围内的效率，其实质还是经济效率。在经济发展中重视效用增量似乎无可厚非，但经济效用主义对效用分配有严重的“分配冷漠”，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要求格格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竞争不是“赢家通吃”和“你死我活”，而是符合人性的公平正义，效用分配反映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三、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的实践原则

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伦理基础，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必须从发展目的、发展环境、发展方式、发展主体等方面入手，遵循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包容性增长、保障权利实现等实践原则。

1. 增进民生福祉：实现经济共享目的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的而言，只有增进民生福祉以实现经济共享，才能实现创造美好生活的目的。增进民生福祉表现为通过社会政策、公共服务和经济支持，使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社会达到公平和谐的状态。增进民生福祉必须以效用增进为实质内容。效用增进是效率提高和效用分配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用，而且要落实共享的伦理原则以优化效用分配。“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注重效用分配，让所有人能够共享现代化的“经济效用”，是消除不平等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手段。事实上，“不平等主要是一个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的公共健康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重视效用增进和效用分配。

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其核心在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维持不同资本的增长以及实现资本与活动、能力的有机结合。英国学者斯库恩斯（Ian Scoones）提出了生计分析框架，认为生计是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活动组成，并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针对一国范围建立了生计安全框架，目标在于推动一种整体发展观，致力于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人们发挥自身能力。也就是说，对各种类型资本的利用及其与人的生活、活动相结合体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了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水平。新西兰是世界上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其政府提出的“生活标准框架”（LSF）认为福祉水平基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有形资本等的共同作用。自然资本是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是社会福祉的主体条件；社会资本是社会福祉的主要体现；金融资本和有形资本是社会福祉的支持性物质条件。“生活标准框架”旨在提供一种共识，即什么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活标准，从而支撑福祉的可持续增进。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增进民生福祉不应仅仅基于GDP、收入或资源，还应该重视资本的运用以及个人能够实现的功能和能力；福祉水平的评价，不应仅仅采用经济效用标准，还应该采用包括平等、正义、自由等在内的更广泛的价值标准。

2. 坚持公平正义：维护经济发展安全

就经济发展环境而言，坚持公平正义以维护经济发展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复杂而长期的目标，其核心是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社会资源能够合理分配、弱势群体得到应有的保护。就经济发展要求而言，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机会平等、完善社会保障，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党和国家向来重视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公平正义的实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实现公平正义，旨在维护经济安全。经济安全表明一个国家具有经济稳定发展、有效抵御内外风险、保障经济权益的能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安全的认知，既要有对国内发展的观照，也要有经济全球化的视野。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给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风险，如地区发展失衡、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可能引发利益矛盾和社会怨恨情绪；二是建立在旧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基础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给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带来外部风险。针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内，中国正积极深化改革、优化政策、完善制度，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重视完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对外，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要而言之，维护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就是要拒绝经济交往中的“丛林法则”，既要反对国家经济体中的资本垄断、不正当竞争和无序扩张，又要反对国际上的单边主义、强权霸凌与零和博弈。

3. 坚持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就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坚持包容性增长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旨在建构一个互惠共存的经济运行系统。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其基本含义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旨在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

其一，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促进发展机会平等。发展机会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实现发展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通过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创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消除性别、种族、出身等因素导致的不平等，着力促进个体获得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平等机会。

其二，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应由少数官僚、权贵和富豪独享，财富的占有和享受也不应成为少数人或少数群体的特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三，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体性。全体人民既是包容性增长的受惠者，也是包容性增长的推动者，全体人民的团结协作和积极参与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此，必须反对造成现代社会高度原子化、个体化的“占有性个体主义”。占有性个体主义造成了现代性困境：一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占有性个人在他们组成的占有性市场社会中不断追求扩大自身的利益，个人只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与他人交往或有任何关系。二是导致个人与社会的脱离。占有性个体主义认为个人是独立的，个人不受他人意志左右，个人也不被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三是导致个人逃避道德责任。占有性个体主义强调个人是自身及其能力的所有权人，我只属于我自己，我不对他人负责。占有性个体主义背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特征，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可持续发展。

4. 保障权利实现：激发经济主体动力

现代化的进程是个人权利受保障和个性伸张的过程。就经济发展主体而言，保障权利实现才能激发经济主体动力。保障包括财产权、劳动权、自由交易权等在内的经济权利，是确保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平等机会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任务，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财产权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并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保护不同主体的财产权，是确保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经济伦理基础的核心范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不断扩展和被广泛认同的关于产权的共识及相伴的信任关系。劳动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体参加社会劳动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国家和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和改善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自由交易权是个人和企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进行商品、服务、资本等交易活动的权利。自由交易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没有自由交易权就没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活力。

市场经济应当被理解为分工合作的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保障经济权利、激发经济主体动力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经济权利就谈不上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由身份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化就不可能完成；经济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活力离不开经济主体动力，而这需要法律、政策和社会多方面的共同支持。

四、通过建构利益相关者责任模式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

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要求看，经济伦理基础的完善需要建构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机制性责任”模式。责任以接受某种要求的主体为前提，经济伦理责任不能只记在某个人的名下，而应该由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企业、个体等共同承担。

1. 国家责任：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现代国家的巨大作用在于推动经济自由发展和社会福利快速增长，其正当性体现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而且是发展伦理规范下国家责任的新实践。基于发展伦理的国家责任建构，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机制性责任”模式的首要环节。

国家的首要经济责任是选择和确立适当的经济制度，建立、维护和发展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的经济秩序。亚里士多德说：“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从发展伦理的角度说，只有以公共利益为重的政体才能保障其经济制度符合正义。西方盛行的两种经济制度——股东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社会繁荣，但其导致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加剧、社会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不容忽视。股东资本主义制度以股东的私人利益为首位，企业发展的唯一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拥有绝对控制权，但腐败问题难以解决。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结合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导向，致力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公平的统一，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将更广更深地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国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稳定与增长。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经济全球化更需要公平、正义、自由的发展伦理审视全球经济发展，在此境遇中，“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经济体制的利益关系相比以往明显呈现全球性特征”。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困难重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模式与资源消耗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等诸多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南南合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了积极努力和重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具有国内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特征的“集体行动”，又是在国际经济发展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发展要求下的“国际参与”。

2. 政府责任：经济体制创新与经济政策优化

经济发展的目的决定了对经济发展中政府责任的认知。关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政治目的论和经济目的论两种代表性观点。政治目的论认为，经济发展以政治为目的，经济被视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经济发展服务于政治需求。政治目的论的观点旨在表明：“除非政治社会的物质财富有保障，否则国家的伦理目的就不能充分达成。所以，国家是目的，整个经济系统必须使自己从属于它。”而经济目的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率和民众福利，强调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政治目的论和经济目的论在目标、手段和标准上各有侧重：前者强调政治稳定和国家利益，重视政府干预，并以国家实力和政治稳定为衡量标准；后者关注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重视市场机制，并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为评价标准。可见，经济发展的政治目的论和经济目的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都是片面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也要实现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将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有机统一起来。

正是基于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有机统一，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对政府责任提出了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的要求——实现公平的繁荣，并以经济体制创新与经济政策优化对其作出有力保障。

经济体制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核心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公平竞争，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着力点在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任务，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权力制衡以惩治经济腐败、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惩治经济腐败。市场经济发展中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权力过度介入市场资源的分配。权力在经济领域的肆意妄为，不仅会破坏经济制度，造成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公，还会阻碍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经济交往的信任度降低。经济领域的腐败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扩散效应”，进而危及整个社会，腐败成风会催生社会邪恶，引发社会怨恨，甚至导致社会分裂。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必然以其健康为前提，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以法治实现对经济权力的强力制衡，也要将公共决策引入权力制衡的结构。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有力政府担当”与“有效市场激励”的有机统一，既避免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偏执，也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合法性体现在：通过宏观调控防范系统性风险；通过动态平衡与互补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社会公平与长期可持续发展；通过战略引领引导经济结构升级；以公共产品供给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经济政策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产业、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政策供给。经济政策优化关键是要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关注民生改善的核心需求。政府通过制定“可持续性政策”和“包容性政策”，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而有效提升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要强调的是，实现经济体制创新与经济政策优化，需要个体力量的“建构性”参与，每个人都应当关心和积极参与经济体制创新和经济政策优化，监督政府行为，让“提高效率”与“保障公平”形成健康的平衡。

3. 企业责任：担负社会责任与激发企业家精神

企业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经济单位，它作为社会发展系统的一部分，应该秉持诚实守信、以人为本等价值观，促进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关注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等多方面的利益，主动承担起对社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开展跨国运营活动的企业，不仅要服务于那些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还要为改善世界的发展状况贡献力量。

企业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一是经济责任，即实现经济繁荣的责任。企业的主要经济责任就是通过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丰厚利润，为国家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同时，企业还要关注员工福利、为股东提供回报。二是慈善责任，即回馈社会的责任。通过公益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回馈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企业的慈善责任。三是环境责任，即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责任。企业有责任积极推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推动绿色生产、节约资源、推广循环经济、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竞争力，还能为社会和环境创造长期价值。

企业家是企业责任的担当主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企业发展必须塑造企业家的责任伦理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这就要求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企业责任的彰显，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个体责任：价值创造与经济责任生态建构

个体经济行为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具有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每一个个体都应该通过自身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作出贡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出，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各种具体劳动是社会财富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的源泉。与此同时，劳动的过程还是一种抽象劳动，即体力和脑力的耗费，马克思称之为“活劳动”，它创造价值。“活劳动”即劳动力的使用，创造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进入21世纪，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其一，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因此，只有促使人们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展开积极劳动，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其二，既然劳动力是价值创造的来源，提高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以增强劳动力供给，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就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发展大计。其三，注重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相协调。价值创造属于生产领域的问题，而价值分配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价值创造是价值分配的前提和基础，而价值分配体现价值创造的社会主义目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价值分配要遵循按劳分配原则，体现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努力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每一个个体还应该有责任为形成“人人尽责、共建共享”的经济新发展格局作出努力，积极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责任生态。一是构建守法诚信的经济交往生态。每一个经济行为参与者都应该守法劳动、履行契约、诚信经营，这要求培育民众的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鼓励民众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交往生态主动承担责任。二是构建理性消费的经济消费生态。在消费主义大潮中，消费的目的不仅包括满足实际需要，而且包括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占有（to have）而不是存在（to be），成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会引发“传统断裂”“资源耗费”“环境恶化”等普遍性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破解这些消费主义问题，理性、适度、不浪费、不攀比、负责任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应该得到鼓励。三是建构主动开放的经济创新生态。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升自身技能，不断适应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变化与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任务，这就要求个体经济责任从被动遵从转向主动共建，也就是说，个体在保持经济理性和活动主体性的同时，要积极培育系统思维和全球视野，主动融入数字经济的新兴领域。经济责任生态的建构，有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利益与公共福祉间新型平衡关系的建立。

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成功都取决于与其他行为主体的广泛连接与互动，因此，利益相关者的“机制性责任”模式建构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伦理基础完善的基本路径。

五、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观照，即一种整体的伦理眼光。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基础。经济发展因为伦理价值的滋养而充满活力，同时也因为对现实问题的价值批判而保持健康。“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坚信，建构全局性经济伦理基础，完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保障，将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指示清晰的伦理路向。

作者简介：肖祥，系浙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孙凡超